從上海到北京,一晃13年,中國已試圖將自身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中的角色從參與者轉變為主導者。連經濟課本里的“馬歇爾計劃”,主角也從60多年前的美國換成中國。
透過APEC這個“多邊舞臺、唱雙邊戲”的多功能平臺展示,中國外交與經濟戰略“頂層設計”的輪廓儼然成形。力促亞太自貿區(FTAAP)北京路線圖、加強全方位互聯互通、推動落實“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規劃、發起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又出資400億美元設立絲路基金。
從“中國夢”到“亞太夢“,從自身發展結合區域發展,從“命運共同體”到“利益共同體”,習近平提倡包容開放的“共同體”外交理念愈發清晰,這包括以經濟外交和銀彈攻勢拉攏亞洲伙伴們并主導設定新區域秩序,進而達致穩定周邊的戰略目標。
在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背景下,中國欲逐步重組區域與全球權力版圖,也使APEC無可避免地成為“中美暗戰亞太的競技場”。在一定程度上,中美在亞太自貿區上的較勁相當于美國主導的TPP與中國參與的RCEP對峙的延伸。“一帶一路”劃出的大圈包含東南亞、南亞到非洲甚至歐洲,隱含與海上強權美國抗衡的意味。而無論是亞太自貿區抑或“一帶一路”,均被外界視為是中國外交政策由韜光養晦變主動參與的轉向信號。
為爭取中亞、東南亞、南亞和中東國家響應“一帶一路”的倡議,以及積極推動“中國版馬歇爾計劃”,中國破例安排一場“APEC東道主伙伴對話會”,主題定為“加強互聯互通伙伴”;锇閲霞永、老撾、蒙古國、緬甸、塔吉克斯坦、柬埔寨、巴基斯坦,當中無一是APEC成員。
習近平在致辭時宣布,中國成立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產業合作和金融合作等與互聯互通有關的項目提供投融資支持,并“歡迎大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
他甚至以中國家喻戶曉的“愚公移山”故事作比喻,愚公移山就是“愚公的家鄉同外界實現了互聯互通”,這也是人類社會自古以來的追求,且絲綢之路就是典范,亞洲人民堪稱互聯互通的開拓者。這個比喻相當生動,明知難為而為之,也符合“一帶一路”這個涵蓋大范圍、被學者形容為“大而拙”的戰略布局。
中國如此大費周章地將“一帶一路”與推動亞太自貿區相連結,聯動亞歐涵蓋約44億人口的巨大市場,使其戰略腹地貫穿太平洋、印度洋至波羅的海,不僅可以推動中國建筑業和高鐵技術“走出去”,更重要的是通過陸上絲路確保中國未來的能源供應,勢必對全球政經發展格局造成關鍵性影響。因此,“一帶一路”聯同亞投行和絲路基金所提供的資金輸血,也被視為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
有輿論認為,中國有龐大的外匯儲備,又瞄準新興國家經濟話語權低、基礎建設落后,同時用人民幣國際化做另一枚棋子,牽頭區域自貿區落實并在區域廣泛用人民幣,將給美國造成壓力。問題是,中國版馬歇爾計劃要想成功推行,需要有利的國際環境。當年美國之所以在歐洲成功落實馬歇爾計劃,一大關鍵是美國通過二戰確立霸主地位,整個游戲規完全由華盛頓制訂,而“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卻須面對來自美國與日本的阻力。像墨西哥那樣突然變卦,撤銷授予中國企業的37億美元高鐵大單的事,反倒是插曲。
大戰略構想很豐滿,但現實畢竟太骨感,“一帶一路”落到操作層面時,極可能還是回到雙邊平臺。中國先提出一個合作倡議,讓周邊國家自己提出要跟中國合作的項目,是要修路造橋建港,還是搞什么經濟合作項目,最后仍通過一對一的雙邊平臺落實。在“一帶一路”為名的新瓶子里,裝入新酒和舊酒相混的內容,加大力度推動經貿、投資、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舊酒”,推廣人文交流、人力資源培訓和教育等“新酒”,愿與中國合作的,可分到大蛋糕中的一塊。
英國《金融時報》前駐華記者杰夫代爾曾說,相較于俄羅斯與西方直面沖突,中國精心策劃的低調擴張對世界以及亞洲秩序的影響力更大,中國才是真正改變游戲規則的國家。他認為,“中國的做法不是直面沖突,而是穩步地、緩慢地、有控制地、一點一點地蠶食世界秩序,以及美國在其中的地位。”嘗試移山的愚公是大智若愚,或大愚若智?它是否有足夠的能量去撐起亞太新秩序?要建構一個跨越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帶”或“路”,甚至主導新區域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除經濟實力外,還看中國是否有足夠的文化力量和文明價值觀去支撐和維護這個秩序,既能使區域國家心悅誠服接受中國的想法,也能使區域的運行更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
嘗試移山的愚公是大智若愚,或大愚若智?它是否有足夠的能量去撐起亞太新秩序?要建構一個跨越不同國家與地區的“帶”或“路”,甚至主導新區域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除經濟實力外,還看中國是否有足夠的文化力量和文明價值觀去支撐和維護這個秩序,既能使區域國家心悅誠服接受中國的想法,也能使區域的運行更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